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散文的“善”

  作者在投入写作时,不是受人雇佣和驱使的,不怀有媚世获利的私心杂念,而是带有高尚的动机,遵循着公义公理,秉持着道德良知,因此其笔下产出的文字,是粮食,而不是毒品;是清泉,而不是泔水;是照彻人心的灯盏,而不是蛊惑人心的鬼火。

  作者的写作初衷,对作品的价值有无,起着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。作品的美丑观,是非观,皆与作者的人格形态息息相关。

  中国的文学犹如中国的饮食,是自成体系的。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,众说纷纭,价值观看起来颇为混乱,但刨根溯源,却发现各吹各调的先贤们,其精神的底蕴无不雷同。他们万道溪流归江河那般,总能在劝善方面找到交汇与融通之处——劝谏统治阶层选择仁治而摒弃暴政,劝服老百姓要循礼守规而远离蛮荒。汉代以后,儒学成为中华文化的唯一正统,但文学的劝善功能始终存续。劝善,犹如一条文学的坎儿井,酿造出文学的血液,滋养着读者的心田。

  劝善对不对?当然很对。因为文学的功能之一,就是教化与救赎人心。而人心,唯有从善如流,才能有益于社会,有益于四邻,有益于亲朋,更有益于自己。

  当代作家,可以从古代典籍中汲取营养,但决然不能把自己的头颅,躬身伸进古旧观念的项圈里,尾随古人的脚后跟亦步亦趋,而应站得更高,望得更远,以更广的视角和更大的胸怀,来极目天下,悲悯苍生,并以更为先进的文明坐标,来构建和定位自己的价值谱系。

  什么样的散文才能称得上是善的散文呢?我以为,隐含人类的共有价值、具有博爱意识并遵从人性的散文,就是善的散文。

  善的散文,一定会把人当人一样地尊重,而不是把人当作某种工具和棋子,并以此为切入点,来挑动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和纷争;也一定是把世间万物当作与自己相依相偎的生命共同体,予以爱怜之、护佑之,而不是践踏之、征服之。

  散文中的善,既体现于颂扬,又体现于批判。

  批判的内容,决定着批判的属性。基于正义的批判,就是一种大善。

  比起颂扬来,批判很容易遭人诟病和误解,其因在于从表象上看,批判显得很是来者不善,但只要站位于人道的立场,坚守于人性的底线,这样的批判犹如医生的治病救人,无疑是一种超越平庸、超越世故、超越肤浅的更为深邃的善德善行。

  屹立于文学史的庙堂受人恒久敬仰的伟大作家,又有谁不是以批判为天然的使命、为叙述的基调?

  平庸的作家止步于表面,而伟大的作家却在掘地三尺。

  善也有真善和伪善之别。有的文章,满嘴的仁义道德,貌似很善,但骨子里却藏有主观的恶意,比如那些宣扬暴力、渲染恶俗、倡导旧序、潜伏等级观念,以及为古代帝王招魂的散文,皆已偏离了善的轨道。

  善的散文不在于写什么,重要的是看怎么写。取材并不能决定散文的大小,唯有作者的精神操守、精神格局,以及艺术素养,才是作品大小的核心要素——写大人物的未必就是大作品,写小人物的也未必就是小作品。有人执著于写大人物,却把自己越写越渺小;有人不懈地写小人物,却把自己越写越高大。

  简而言之,善的散文,一定是有温度、有道德、有人性光辉、有人文情怀的散文。

  在现代理念中,人性,永远是衡量文学有无价值的一条基准线,甚至是唯一的标准。

[ 责编:石依诺 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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