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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专访】揭开台湾秘史作家蓝博洲:我们不能让大陆认为,台湾人都是“台独”

专访蓝博洲先生是在龙柏饭店一楼大厅。疫情之下,他从台湾到大陆后已隔离14天。受台联之邀,60岁的他来此参加《寻找祖国三千里》史料图文展。

留着黑白相间胡须的蓝博洲颇有北国侠士之风,而他社交媒体的头像背景是鲁迅先生。“那时,鲁迅作品在台湾是禁书。我读的第一本是香港盗印的《呐喊》,大学同学晚上偷偷给我,我连夜边读边抄。”他说,鲁迅是他的精神导师。

专访蓝博洲先生是在龙柏饭店一楼大厅。疫情之下,他从台湾到大陆后已隔离14天。受台联之邀,60岁的他来此参加《寻找祖国三千里》史料图文展。

留着黑白相间胡须的蓝博洲颇有北国侠士之风,而他社交媒体的头像背景是鲁迅先生。“那时,鲁迅作品在台湾是禁书。我读的第一本是香港盗印的《呐喊》,大学同学晚上偷偷给我,我连夜边读边抄。”他说,鲁迅是他的精神导师。

蓝博洲定义自己是“自由撰稿人”,做的是台湾民众史研究。准确地说,他关注的,是台湾近代史中最讳莫如深、最被刻意遗忘的那段——上世纪50年代的台湾历史。

在他笔下,有台湾青年的理想与信仰,也有那代人的家国苦难。作品《幌马车之歌》中,记录下台湾乡土作家锺理和的话“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,才会停止沸腾!”,《寻找祖国三千里》中,放弃东京帝大学业辗转来重庆的台湾青年吴思汉说:“祖国啊,请你看我一眼,你的台湾儿子回来了。”这些身披历史尘埃的先贤遗愿,冲破厚重屏障,如今听来依然振聋发聩。

历史在这里沉思。蓝博洲希望,自己像他所敬重的鲁迅先生那样,说真话,当真的猛士。而许多人说,写这样的作品,需要自身如良医,能体会罹患绝症者最深的伤痛,并用这样的伤痛来警示当下。

“台湾怎么会有这样的人?”

上观新闻:你怎么会关注这段历史?

蓝博洲:我是台湾的客家人,台胞六代,1960年出生在中部一个小镇。在台北读辅仁大学时候,我开始接触“二·二八”事件与上世纪50年代的台湾白色恐怖。对于这段历史,长辈们都劝我们莫谈“国”事,但我不知道他们的恐惧与焦虑来自哪里。

1987年,我加入作家陈映真先生领导的《人间》杂志社。那年正好是“二·二八”事件40年,“台独”派希望将此定性为“外省政权迫害本省人”,陈先生想通过田野调查与写作,告诉民众“二·二八”事件真相。

我被编入了这个专题小组。在此过程中,我走近那批死于白色恐怖之下的年轻人。他们大多出自名门、受过良好教育,为了社会、为了理想、为了祖国不惜生命。我想,台湾怎么会有这样的人?我要尽可能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,展现历史真相,对抗“台独”思想。

上观新闻:1987年7月,你第一篇报告文学《美好的世纪》发表。你是怎么挖到爱国青年郭琇琮的故事?

蓝博洲:历史的迷雾实在太厚、太重。我只能用当年台湾情治部门的做法,“抓到一点,循线追查”。

1987年春节后,我先去向白色恐怖受害者林书扬先生请教。为了避免电话监听,事先我没跟他电话联系。趁着监管他的管理员出去抽烟的功夫,我溜进了他家房间。他悄悄告诉我,当时有位相当优秀的台大医学院毕业生郭琇琮,因为在台抗日被捕后迎来台湾光复,之后投入新民主主义革命,最后被国民党杀害在台北马场町刑场。

郭琇琮的经历点燃了我寻找那段历史真相的希望。我请老先生帮忙联系郭琇琮的遗孀。

上观新闻:他帮你找到了吗?

蓝博洲:他有点为难,因为不知道郭琇琮遗孀在不在台湾。林先生甚至在狱中听说,当年他们夫妻一并被害。尽管如此,他还是答应帮我去打听下。一个星期后,我在一对抗日前辈夫妇家中采访到隐姓埋名40年的郭琇琮遗孀。在采访最后,她告诉我,临刑前最后一天,郭琇琮留给爱人的小纸条写着:“把我的尸身用火烧了,洒在我所热爱的这片土地上,也许可以对人们种空心菜有些帮助呢!”

上观新闻:作品发表出来效果如何?

蓝博洲:据说,当时台湾当局搜购大量当期《人间》杂志,以减低它的社会影响力。我也被郭琇琮的理想主义触动,决心投入挖掘这段被湮灭的历史中去。从此之后,我以“自由撰稿人”的身份,开始从事台湾民众史的调查与采访。

上观新闻:你的第二部报告文学《幌马车之歌》,写的是白色恐怖受害者基隆中学校长锺浩东,也就是锺理和的二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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