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咸丰临终前留下两方印章为什么会成了改变的清朝命运的关键?

  清末名士王闿运晚年时,回忆辛酉政变,曾写下一首诗《独行谣》:

  “祖制重顾命,姜姒不佐周。谁兴同道章?翻怪垂帘疏。不能召亲贤,自刎据天图。戮之费一纸,曾不惊殿庐。祺祥改同治,御坐屏波离。”

  王闿运这首诗写得比较晦涩,如果对当时历史背景不了解,可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。

  事实上,这首诗是在分析为何晚清政坛会走上太后垂帘听政的道路,而“谁兴同道章,翻怪垂帘疏”一句,则表明了王闿运本人对于这件事的看法。

  王闿运曾在辛酉政变主角之一的肃顺门下当过幕僚,作为“肃门六子”之一,王闿运的爆料,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。诗中说的“同道章”,指的是咸丰皇帝第一方印章“同道堂印”。

  清朝的历代皇帝,都比较喜欢文雅,经常用某堂来给自己住处命名。比如乾隆的五代五福五德堂,嘉庆的继德堂,道光的慎德堂等。因为是日常起居之所,所以皇帝们也会以此名刻上一方印章,作为自己的私章使用。而咸丰皇帝的这枚印章,则叫做同道堂。

  按照清代祖制,皇帝若冲龄登基,必须制定顾命大臣。咸丰临终前,皇子载淳只有6岁,因此咸丰指定了肃顺等八位顾命大臣,确立了载淳成年之前以顾命大臣辅佐的体制。

  但与此同时,咸丰还特别赐给皇后和皇子两枚印章。给皇后也就是后来慈安太后的印,为“御赏”,交给载淳的,则是这枚“同道堂”,而因皇子年幼,这枚同道堂印交由他的母亲懿贵妃,也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保管。

  咸丰给她们留下的这两方印章,不是单纯为了留作纪念,而是有政治上的用途的。吴相湘先生曾在故宫浏览同治登基之后一段时间里的谕折,发现均是以御赏印首,同道堂印讫。

  也就是说,所有军机处发下的谕折,均需要呈两宫太后阅览,然后两人分别钤印,谕折方可生效。这样一来,虽说咸丰遗诏让顾命八大臣“赞襄一切政务”,但实际赋予他们的权力并没有那么大。从理论上而言,顾命大臣只具有拟旨权,而谕旨能否最终发生效力,还得两位太后说了算。

  后人论及辛酉政变,政局在一夜之间由顾命而变为垂帘时,总说是因为以董元醇为代表的一众大臣上奏疏请垂帘的缘故。而王闿运则在诗中问道,“谁兴同道章?”

  御赏和同道堂印,是咸丰亲自赐给慈安和慈禧太后的,在这种安排下,同治初的体制已经是垂帘顾命兼而有之。若无这两枚印章,就是下面的大臣上一百道奏折申请垂帘,也起不到什么效果。所以说,让大清走上垂帘听政的体制,并最终因此走向灭亡,就是咸丰本人的锅,推不了给别人。

  咸丰皇帝临终前最为悔恨的,应该就是自己死得太早,没能留下一个成年的继承人。要为一个幼帝安排身后大事,最难做的,就是权力平衡。

  咸丰虽然信任顾命八大臣,但又没有信任到完全把江山托付给他们的地步,加之咸丰认为同治登基后,两宫太后处于弱势地位,因此赐给她们这两枚印章,作为制衡顾命大臣的武器。

  然而,要玩这种两方均势的游戏,关键在于上面还得有一个强主,才能保持天平的平衡。但咸丰去世后,年幼的皇帝发挥不了这种稳定器的作用,结果只能是一边倒,最终是两宫太后赢得了这场政治斗争,夺取了政权。

  而王闿运所谓“不能召亲贤,自刎据天图”,则是暗讽咸丰不肯信任恭亲王,将他排除出了权力中枢。若能引入恭亲王这一股势力,形成太后、亲王、顾命大臣三足鼎立的局面,或许更有利于权力制衡,等同治成年后顺利完成权力交割,避免大清走上垂帘听政的道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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