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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世奎有着哪些轶事趣闻?他是怎样一个人

  华世奎题写"天津劝业场"时,已是民国17年(1928年),那时华家早已不住东门里,自打宣统逊位,华世奎就在租界买下一幢构筑别致的小洋楼。

  据华家后人华泽咸回忆:求字当日,华世奎正在给弟子董凤桐和自己讲授孙过庭的《书谱》,这时仆人徐升走上楼说:德商买办高星桥派人求写"劝业场"牌匾,并求见老爷一面,不知老爷见与不见。华世奎听了,略作沉吟,淡淡地说:"请!"时至今日,这声淡淡的请,依然特别刺耳,因为按照当时惯例,凡有登门求字者,皆与账房负责人谈妥价钱即可,华世奎从不接见求写匾额的客人。但因高星桥在天津势力非同一般,华世奎却也不得不破了这条规矩。

  功夫不大,高星桥派来的"使者"走进书房,来者简明扼要说明"劝业场"牌匾的尺寸大小后,遂叫人端来300块现洋,非常客气地说:"区区润笔,不成敬意,馈赠先生一茶耳。"华世奎淡然一笑,颔首将此事应允下来。

  不料事隔几日,华世奎刚把"劝业场"牌匾写好,那位"使者"便不期而至,他又送来200块现洋,面带难色地说:"因为一时疏忽,几乎贻误大事,烦劳华先生为'劝业场'再题'天津'二字。"华世奎听罢,心里很不痛快,于是吩咐仆人徐升,当即铺纸研墨,挥笔题写"天津"。

  如今,"天津劝业场"牌匾原件存放在该商场顶楼,已作为国家文物供人们欣赏。

  比当民国总统强

  华世奎任内阁中书行走时,与翰林徐世昌同拜户部尚书祁世长之门。祁世长晚年得一幼子,生前十分喜爱,曾拜托华世奎、徐世昌日后照料。

  1930年,祁世长"幼子"贫困潦倒,特由家乡来津门求助。华世奎感念师恩,赠其200块现洋,又亲自去徐世昌家代其求助。可徐世昌对于华世奎说:"卖字日进斗金,我也卖字,但赚钱不多。这样吧,我照你给他的钱数,减赠一半吧。"事后,华世奎又赠其100块现洋,并以此对后人谕讽徐世昌:"你们可要好好地练字呀,字练好了,比当一任民国总统还强呀!" 另外,华世奎还有一事值得一说。"伪满洲国"初立之时,溥仪想通过罗振玉跟华世奎的关系,拉华世奎下水。罗振玉曾为溥仪四处延揽人才,他曾因与华世奎私交甚厚,三番五次到华家,劝说华世奎辅佐溥仪,最后华世奎碍着老友情面,才对罗振玉说:"鄙臣患有足疾,行走不便,就不去了罢。"可私下里告诉家人:"皇上是满洲国的皇上,已不是大清国的皇上了,他穿西服,勾结日本,背叛祖宗,我作为大清旧臣,绝不能背叛先朝,与其同流合污!"

  华世奎始终对清廷有深厚的感情,他一生不肯剪发易服,无论家里外头,总是穿长袍马褂,布袜子,两道脸的缎子鞋,脑后拖一条小辫。虽然华世奎一生忠于清室,抱残守缺,但是从人品、气节方面,绝不像袁世凯、徐世昌那样胸怀野心,见风使舵,既做清朝旧臣,又当民国总统。更不像郑孝胥、罗振玉之流,为复辟大清基业唆使溥仪认贼作父,投靠日本。因此纵观其宦海沉浮的一生,其人品和鲜明的民族意识还是值得称颂的。

  耳聋归乡

  华世奎年老患重听(即耳聋)。有一次皇帝召见。华世奎跪拜之处距皇帝甚远,皇帝的问话如何应对发了愁。因此华世奎在听到转天皇上的召见后,便贿赂买通了太监。太监站在华世奎附近,皇上问话,都是由太监小声转告,他再回奏。召见退下来,内衣都湿透了。在封建王朝,回奏出了差错,不知会惹下什么大祸。如果太监转告错了,或自己听错了,那可不得了。伴君如伴虎!华世奎越想越后怕,不如及早辞官回乡吧。于是华世奎就归故里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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