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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阳修对自己的老师晏殊非常尊敬,为何却写诗讽刺自己的老师呢?

  宋仁宗天圣八年,24岁的欧阳修参加了礼部举行的考试,晏殊是主考官。面对过于僻涩的命题,众考生不是答偏题就是答不上来,唯欧阳修不光扣题精准,而且文采飞扬。于是,晏殊慧眼识才俊,把欧阳修定为第一名。从此,欧阳修对晏殊以门生自称,执弟子礼。

  欧阳修中进士后,出任西京留守推官。做官之余,他与钱惟演、梅尧臣等文坛圣手们诗酒唱酬,佳作迭出,一时声名大振。当时,晏殊的词、梅尧臣的诗和欧阳修的文章,堪称文坛三杰。

  晏殊、欧阳修之间的缘分不可谓不深,作为有知遇之情的师生,作为一朝为官的同僚,作为共领时代风骚的文坛巨擘,应该是惺惺相惜而又相互提携的,甚至可能留下许多文坛佳话,让人津津乐道。然而,这段师生情开始得早,结束得也早,虽然欧阳修对晏殊非常尊敬,但晏殊却不喜欢欧阳修,甚至一度到了嫌恶的地步。

  宋仁宗庆历年间,西夏犯边,战事吃紧。当时,晏殊是国防部长,欧阳修担心老师日理万机,过于辛苦,便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,和同伴前去看望。谁知晏殊轻松得很,家里欢声笑语,热闹非凡,毫无军情紧迫之象,见他们来了,还在花园里摆酒置茶,开怀畅饮起来。欧阳修深感意外,即席赋诗:“主人与国共休戚,不惟喜悦将丰登。须怜铁甲冷彻骨,四十余万屯边兵。”诗中饱含着对老师的善意规劝,意思是国难当头,晏殊肩负重任,不应该花天酒地。

  晏殊读后,气得差点儿没背过气去,愤然对人说:当年韩愈赴裴度的聚会,也最多只说“园林穷胜事,钟鼓乐清时”,而欧阳修却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,朋友之间尚不开这种过火的玩笑,何况面对的是老师?果然,欧阳修善意的诗句,使晏殊背上了只顾享乐、不顾天下安危和社稷苍生的恶名,成了他人生的污点。晏殊明确表示“吾重修文章,不重他为人”,后世笔记也十分肯定地说:“晏公不喜欧阳公。”

  对于晏殊的愤怒,欧阳修十分不解,颇感委屈和纠结。皇祐元年,在颍州任知州的欧阳修给晏殊写了一封信,说:“出门馆不为不旧,受恩之不谓不深,然而……”信中虽有感激,但更多的则是抱怨,抱怨老师对自己的冷遇,有一种追根究底的索问之意。然而,晏殊阅后,却当着宾客的面,敷衍几句后,要文书代为作答。宾客说欧阳修也是当今才子,文章名贯天下,如此回答,恐太草率。晏殊冷冷地说,对于一个科考门生,这几句话已经够看得起他了。可见,晏殊的确不喜欢欧阳修。

  然而,晏殊不喜欢欧阳修,难道仅仅是因为那首规劝诗吗?这对于一个具有领头雁风范的文坛宿将和当了多年宰相的人来说,未免太过小气。但从晏殊扶持后辈不遗余力的习惯来看,他也不至于如此浅薄。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晏殊对欧阳修由喜到厌呢?

  从性格上看,晏殊闲静平和,崇尚道家,守成忌变。他任相十余年,始终延续着吕蒙正、李沆、王旦等人的执政风格,尚宽简,不苛细,清净无为,垂衣而治,有“太平宰相”之名。欧阳修却耿介而切直,执拗而刚烈,好论时弊,好争长短,且以风节自持。正如《宋史》说“修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”,无论对象是谁,有批评就说,有意见就提,毫不忌讳。比如范仲淹因言被贬,高若讷作为司谏不仅不谏阻,反而推波助澜,欧阳修便写信痛骂高若讷“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”。晏殊任相期间,提拔欧阳修出任谏官,面对又一次有恩于自己的老师时,他依然言辞激烈,常常让晏殊下不了台。这样两个性格迥异的人,要维持良好的师生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
  从政见上看,尤其是对于“庆历新政”的态度上,两人分歧严重。在改革不断推进的过程中,欧阳修连连向宋仁宗上书,弹劾十余名反对改革的官员,爱憎分明,措辞激烈,使得朝野震惊。而对于改革,作为宰相的晏殊虽然没有高调反对,但他却是态度最为暧昧的高官之一。改革如火如荼,他却仍然品酒填词,舒舒服服地当他的“太平宰相”。“庆历新政”从开始到失败,几乎看不到晏殊明确表态的历史记载,但作为宰相,对这场涉及政治和经济的变革不明确表态、不明确支持,这本身就是无声的反对。而欧阳修追随改革的态度和异常激进的言论,更加重了晏殊对他的反感,于是,晏殊干脆外放欧阳修为河北都转运使,眼不见为净。但却遭到了谏官们的反对,他们集体上书:“任修于河北而去朝廷,于修之才则失其所长,于朝廷之体则轻其所重。”强烈要求让欧阳修留任,晏殊却不为所动。谏官们也不善罢甘休,马上联名弹奏晏殊,致使晏殊罢相,至此,他们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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